我们天生有病,不是天生有罪当艾滋病学生走

原创叶雯液态青年

作者｜叶雯

当艾滋病学生离开庇佑后，心里牢记两条准则：第一，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；第二，一切生活和行为以第一条为基准。

丧母。被亲属有意无意遗弃。被同村排挤。极贫困。无学可上。时常发烧。腹痛。伤口好像永远无法结痂。常年独自游荡。

通过母婴传播得艾滋病的孩子都有极其相似的童年。21世纪初，他们陆陆续续被当地疾控中心送往山西省临汾市的“红丝带”学校。他们听说，这里有可以救命的药，有如父如母的生活阿姨，有学上，有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。

郭小平是这所特殊学校的校长，他被孩子们称“郭伯伯”。学校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艾滋病人，他们尽力给这些无辜的孩子一个避风的港湾。

但港湾终究无法长久。走出港湾后的这些年轻人，将隐瞒自己的身份作为立足社会的首要原则。由于害怕身份被暴露，他们在社会上总显得畏手畏脚，也无法真正信任谁。

红丝带学校

01

港湾

18年前，6岁的徐红蕊经常发高烧，吃不下饭，腹泻，浑身起疱疹。家人带她去看病，县里到市里到省里，医院奔波，最后查出是艾滋病。医院门口，哭着问姑妈：“我能活下来吗？”

徐红蕊是女婴，又因为母婴传播罹患艾滋，在这个山西的小村庄里，她好像天生带着原罪。

亲生父母重男轻女只想要个儿子，徐红蕊生下来就被送人。没过几年，村里的伙伴突然不跟自己玩了。他们远远地站在一起小声嘀咕，如果徐红蕊走上前，就朝她吐唾沫。去小卖部买东西，老板不要她的钱，嫌脏。老师一开始安排她单独坐在教室角落，后来干脆让她退学。养父去找校长理论，被校长一把推开。

年，当地疾控中心建议徐红蕊去山医院的“绿色港湾”病区接受治疗。当时和她一同进入“绿色港湾”治疗的还有三四个孩子，刘军是其中之一。

这些家庭为了看病花光了家里的钱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，有父亲甚至告诉儿子，“送你去一个可以吃饭的地儿”。

“绿色港湾”医院里的艾滋病隔离病区，建得离市区很远。第一年，徐红蕊和刘军躺在病床上输液吃药。刘军病得更严重些，经常咳小半盆血，病危通知书也下了好几次。他们隔三差五地看着护士往外抬死人，听家属“往死了哭”，刘军的爸爸躲在一旁抹眼泪。

孩子们病情慢慢稳定，每天有护士按时监督他们吃药，病毒载量（通过测量从而显示每毫升血液里病毒的数量）也慢慢稳定在0，不再有传染性。在这里，他们交到了人生中第一批真正的朋友，收获时一起去农田挖红薯刨花生，下雪时在屁股上垫个塑料袋从山路滑下来。

这是家。医院院长郭小平给孩子开会的时候总这样说。他声调很平，有时因为劳累略带沙哑，瘦削的脸没什么表情。“神通广大”，刘军这样评价他。

那个大众谈“艾”色变的年代，郭小平已经带着政府和社会人士来病区看望这批孩子了。他希望孩子们能得到各界的关心和资助，他的游说也的确有了很好的效果——一开始孩子们只在生病时对症吃药，每次吃十几粒；后来可以吃到专治艾滋病的药物，再后来这些药免费，伙食免费，有了生活老师的照顾。家人放心离开。

在“家”里吃饭，不需要分碗筷，也没人大声嚷嚷要留意桌上坐着一个艾滋病人。有次吃饭，郭小平顺手把孩子咬过的馒头塞进嘴里，被徐红蕊看到，成为她从心底接纳郭小平的瞬间。直到现在，为了试探别人对她的态度，她都要问一句：“我咬过的东西你会吃吗？”

再后来，有孩子想上学，郭小平就买来桌椅和黑板，空出来一间病房成立“爱心小课堂”，让下夜班的护士教他们语文和算术。随着孩子增多，“爱心小课堂”改名为“红丝带小学”。

郭小平本想教上几年，就送孩子去正常学校读书，但一直没有实现。为了让孩子有学可上，年12月1日，山西省临汾市教育局正式批复成立临汾红丝带学校，从此该校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，郭小平担任校长至今。

红丝带学校建在远离临汾市区的东端，周围都是村子。学校主体是二层小楼，楼上挂着“绿色港湾”和“红丝带学校”的字样，楼前是一大片空地，旁边下了几节楼梯是个小操场，周围被小山和农田环绕。

年读高中的有16名学生，郭小平聘请16名老师为他们授课，其中有一名特级教师，一名高级教师和一名一级教师。教学开始步入正轨，只要没事儿郭小平就住在学校监督学生，老师不能迟到早退，不能随意换班，晚自习也要像正常学校一样上。

为了营造学习氛围，在特级教师的数学课和物理课上，学生吼着回答问题。“但我们没什么竞争意识，跟外界的学校基本断绝联系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课的。”毕业几年后，刘军回忆。

年6月，红丝带第一批艾滋病学生高考，郭小平希望他们“都飞出去，飞得越高越好”。

最后，16个学生中，考上一个二本、一个三本和几个大专。那段时间郭小平总一人坐在饭厅喝闷酒，罕见地喝醉，被学生们背回宿舍睡觉。他们好像达成默契，互不拆穿，但刘军心里清楚，郭伯伯在为他们的未来忧虑，不能上个好大学，这群人的未来又在哪里呢？

隐瞒自己的身份，这是在外面最重要的一条原则。

红丝带学校高考倒计时（图片：cfp）

02

试探

在大学的第一个晚上，徐红蕊想起小时候遭遇的一切，躺在小床上哭出了声。

刚开始，她怕身份暴露，认真执行老师教给他们的方法——把药装进普通药瓶锁在柜子里，原装药瓶趁人不注意扔进学校垃圾桶。室友问起吃什么药时，也按照事先演练好的，说补充从小缺的一种维生素。

两三个月后，徐红蕊放松了警惕，药瓶没换，直接放在枕头旁边。她潜意识觉得，“老天不会对我过于残忍”。有次宿舍检查卫生，徐红蕊接到对床舍友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，舍友说，看她赶不回来，就上床帮忙叠了被子。徐红蕊随即扭头往回走，心想坏了坏了，被发现了。

她想试探舍友是否发现了药，不好直接问，便买了舍友爱吃的东西带了回去，先咬一口再递给她，后者没有任何犹豫接过来吃掉了。徐红蕊稍稍放心些。

国庆假期时，舍友邀请徐红蕊去家里玩，不爱串门的徐红蕊鬼使神差跟去了。舍友家开小卖部，在店里随意拿东西给她吃，两人钻一个被窝穿一双拖鞋用一副碗筷，嘻嘻哈哈互抹发膜做保养，戴同一个头套。更让徐红蕊感激的是，舍友贴心提醒她按时吃药。

假期回来后，两人躺在舍友窄小的床上。徐红蕊小声问：“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有艾滋病，还会接受我吗？”

“不管你有没有艾滋，我都不会嫌弃你的。”

那是晚上，宿舍每个人都在，没有注意两人在做什么，直到听见徐红蕊小声的抽泣。舍友抽出来纸巾递给她，扭头告诉其他人：“她就是又想家了。”

她因此成了徐红蕊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。

毕业后，徐红蕊和这名舍友在太原同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数据标注，她不算正式员工，没签工作合同，也不用体检，只是少拿一个月工资。她们合租在一起，同屋的还有另外两个同学。

有时要加班到夜里10点甚至12点，徐红蕊不得不在工位上吃药。每次吃药，旁边工位的男生就凑过来问她吃的什么药，徐红蕊无比烦闷。

这家公司里还招了很多徐红蕊的大学同学，闲时他们总喜欢围在一起聊天打发时间。有次不知是谁心血来潮在百度挨个搜索同学们的名字当作消遣，直到搜徐红蕊。

页面上出来她的照片，关于照片的介绍里出现了“艾滋”字样。周围20多人——人事部的，同学，同事，都凑到屏幕前看。当着这么多人面，人群中有人问徐红蕊：“你不会真的有病吧？”

那是昏昏沉沉的工作日上午，大家像从梦中惊醒，沉默和错愕慢慢扩散。一阵电流从徐红蕊的脚底直冲头顶，快要炸裂开。她紧张、害怕极了，又不知道怎么去圆，想哭又哭不出来，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不会这么搞我吧，大学安安全全度过，非要在这个时候把人吓跑吗？

她扭头对着自己电脑，任由其他人继续说着什么。戴上耳机，听了一段故事才平复下来。

摊牌吧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情况。午饭过去了，她没开口。还是等下班吧，她在推迟这个接受众人审判的时间。下班后，她还是没勇气开口。等回住处吧，回宿舍就告诉她们真实情况，也给她们接受的时间。

她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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